讲座有一个好名字，叫做“传统、传承、传播——戏曲艺术名家对话”，到了才知道并非是白先生的讲座，而是一个对话，参与的人有三位，一位是白先勇先生、一位是国家一级演员孙萍女士、另一位是戏剧理论研究家廖奔先生。虽然对于另外两位，在此之前我都并不了解，不过看名头就知道来头不小，而主持人又是人民大学副校长冯俊，看来期待中的火星撞地球应该会出现了。

    对话的开始是一个仪式，人民大学聘请孙萍作为国剧中心筹备的负责人，这让我大吃一惊。坦白地说，当初人大成立国学院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可思议。在我看来，所谓“国学”的概念就有些唐突，四书五经等这些古代幼童启蒙的读物在现代竟然被奉之经典，冠以“国学”之名，究竟是幸事还是悲哀？就像现在于丹热引得数十位博士、博士后们大声疾呼“孔子很生气，孟子很着急”，实际上不过是今人替古人操心罢了：我想当年夫子也没有把自己当成大师，准备让自己的文章成为经典，拒绝平民百姓的拥抱。而今，京剧和昆曲也被冠下“国”的头衔，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成为“国剧”，这不禁让我有些无语。另外一点更加可笑，京剧和昆曲是“国剧”，那么豫剧、黄梅戏、河北梆子呢？这些地方戏是不是就应该是“省剧”呢？这样的行政级别差异是不是也应该引入到艺术种类之中，让艺术从形式上先分出三六九等？！

 

    之后的对话也让我有些失望，身为纽约大学教授的白先勇先生在对话之中并没有讲出多少精彩的言论，更多的，白先生在介绍着《青春版·牡丹亭》的一些情况，廖奔博士“敲边鼓”的提出了几个问题，倒是让我饶有兴趣，印象最深的是廖奔博士说《青春版·牡丹亭》在演员方面曾经被戏剧行家们鄙弃，认为这些年轻演员的手眼身法功夫不到家。对于这个貌似平和实际很尖锐的问题，白先生却并没有直接回答。他只是说别人称赞他给这些年轻演员一个最好的舞台，没有《青春版·牡丹亭》，这些孩子们可能永远没有机会站在这个舞台上。引用人大校长纪宝成先生的话说，“中国太大了”，我相信，昆曲虽然整体上比不了四百年前的姹紫嫣红，但在全国范围内，想找符合《青春版·牡丹亭》要求的，16-20岁之间、身段好、功夫好的俊男靓女昆曲演员，并不是难事，没有选到合适的演员究竟是谁的过错呢？

    对话几近结束的时候，一直没有发言的孙萍女士在主持人的点名下发了一次言，她脱口而出，“我作为一个艺术家”，尔后，可能自己意识到不对，于是，沉思良久，改说“我作为一个搞京剧表演工作的”……那一刻，我真的有些不解，难道“京剧演员”四个字真的就那么难说出口么？恕我愚钝，“我作为一个艺术家”这样的话语，是我迄今为止第一次听到。当然，孙萍女士取得过很高的艺术成就，真的可以称为艺术家，这样的挑刺有点吹毛求庇了。白先勇先生的最后演讲也很有意思，白先生说《青春版·牡丹亭》在国外演出如何如何的火，外国人怎么怎么喜欢，在演出之前，他对他们的团员说，“你们不是在进行一场普通的京剧表演，你们是在书写历史”此语一出，全场掌声阵阵，叫好之人大有人在。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之中，我却觉得悲凉之情油然而生，那一刻，我想起了水木上的那篇帖子，我突然明白了那位网友的意思，当时我真想站起来大声质问：“凭什么？！”“书写历史”！这四个字的分量究竟有多重？我想白先生应该比我更清楚。如此分量，且不说《青春版·牡丹亭》，昆曲抑或是京剧又是否可以担当？

    对话临了有三个提问的机会，最后的主持人煞费苦心地挑选出来的一个女孩竟然是《教育报》的记者，她对纪宝成校长提出的问题倒是不可谓不尖锐：“当年开设国学院的时候就一片争议，现在开始国剧中心，会不会担心毕业生的就业问题，毕竟学生是要面对社会的。”纪宝成先生用一番热烈的演讲把全场学生的情绪提到最高，大意说中国很大，喜欢国学的人大有人在，所以根本不用担心就业问题。在一片掌声之中，我再次觉得后脊梁发冷，这样的逻辑能行得通么？爱好真的可以等于职业状况么？也许明年人大第一届国学专业学生毕业，我们就能见端倪了。

    一句“艺术家”，一句“书写历史”，戏剧人的心态可见一斑，在物欲横流的时代之中，京剧和昆曲是高雅艺术，是阳春白雪，搞戏剧的人已经是艺术家了，不再是普通的演员了，这样艺术自居的心态是否正是戏剧发展的瓶颈所在呢？要知道当年京剧盛行之时，可就是街头戏楼的一种消遣，劳动人民就是磕着瓜子、喝着大碗茶、聊天猜拳之间看着梅兰芳先生的表演的！戏剧从其端倪阶段，就是植根于人民大众之中的一种朴素艺术形式，是一种演绎故事的舞台化而已，而今，我们一边硬生生地将戏剧抬到“国剧”的高度，一边又自怨自艾无人问津我们古老的“国粹”。殊不知，自古以来，黄钟大吕向来就是被束之高阁，仅供上层建筑欣赏的小众艺术么！

 

    其实，在我国，即使现在，没有被奉为国剧的很多戏种，还是轰轰烈烈地活着。说到我的家乡安徽，自然就会想到黄梅戏。即使是京剧已经十分衰落的九十年代，在安徽，黄梅戏仍然受到普通百姓的爱戴，马兰、吴琼、吴亚玲、杨俊和袁玫这“五朵金花”即使在年轻人的心目中，知名度也不低于刘德华、张学友、黎明、郭富城这“四大天王”。1999年的时候，韩在芬主演的黄梅戏《徽州女人》在合肥连演多场场场爆满，一票难求，那是何等壮观！要知道，黄梅戏不是“国剧”，没有国家级媒体的大力捧托，没有大批学者痛心疾首地呼吁大家起来关怀。但是她却依旧潇洒地活在那片生育她、养育她的江淮大地上。

    白先生的演讲之中另外一个细节让我觉得不公，白先生说《青春版·牡丹亭》在美国纽约大学四个校区总共演出了四轮共十二场，大到3000座的礼堂，小到1000座的礼堂，场场爆满，这个现象说明《青春版·牡丹亭》得到了美国观众的认可，甚至有美国的学者认为这个“继梅兰芳美国演出之后中国戏剧的又一次震撼事件”。其实，相对于美国观众而言，中国的观众接受《牡丹亭》可能要克服更大的障碍。我相信，除了苏州地区的人们外，中国的绝大多数人是无法不看台词，听懂《牡丹亭》的台词的，从这一点而言，中国观众和美国观众同样存在着语言障碍。至于美国观众醉心的《牡丹亭》之中的东方美，又是身处其中的中国观众所并不好奇的，所以，对于《牡丹亭》，中国观众接受起来要远远比美国观众难得许多。而美国的场场爆满对比中国的无人问津，究竟又是谁的过错呢？白先生说在美国演出的时候最便宜的学生票是16美元一张，最高票价是200美元一张，两者相差12.5倍，而在中国呢？最便宜的学生票是20元人民币，最高的票价是2000元人民币，两者之间相差了100倍！这东西方的差异究竟是为什么存在呢？

    坦白地说，听完白先生讲座之后，除了他标准的台普和谦逊的为人，我没有留下其他任何印象。结束之后我拿出讲座的门票请他签了个名，表明我对他的尊敬。但是，我想，这个讲座非但没有成功蛊惑我，却打消了我原本购票看《青春版·牡丹亭》的计划：假如京剧、昆曲真的是被束之高阁的阳春白雪的话，我这样的茫茫人海中的普通一员又怎能去领会呢？我还是不要去糟蹋伟大的艺术了。

    国剧！——国有多大，曲何以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