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国家话剧院的话剧《生死场》首演，争议于北京，红火在上海。在一片喧哗声中，田沁鑫被授予了中国“最具潜质话剧导演”的头衔。五年后的今天，已成为国话院名导的田沁鑫，再次调集原班人马，重排自己的成名作《生死场》，并将亮相于9月中旬的“上海话剧周”。“五年前排戏，有着青春时代的激情，也有着年轻的幼稚；去年复排，是自己过的一道关，我和所有演员都很痛苦，很是矛盾；今年，似乎人生又跨过了一关。再看《生死场》，觉得当初的它幼稚得可爱、诚恳、赤裸。现在的它更为成熟、更加真切。”田沁鑫说。

两种结局 各有千秋

5年前首演时，不少戏剧研究者认为《生死场》的结尾是最大败笔。“他们认为结尾不够冷静，其突然爆发的抗日情绪破坏了整部戏冷峻的基调。但是东北人抗日是有传统的，当年死于日军屠刀下的民众有30万之多，这是历史事实！”田沁鑫说，“况且，《生死场》并不是单纯谈抗日，是在探讨终极问题———生死。”田沁鑫在此次复排中仍固执地保持原状。

田沁鑫把《生死场》定位为改革开放后，话剧舞台上唯一一部关于终极问题的话剧，并坦言道：“我怕死，因此《生死场》首先在题目上触动了我。我一边作戏，一边觉得恐惧。人活着这么挣扎，那么死了又有什么意义？”田沁鑫不断的追问充塞于这部“青春佐证”的戏剧之中。

事实上，田沁鑫参加4月于韩国举行的亚洲戏剧导演交流活动时，曾把此戏抗日的结局改成冷静的反思。她用“各有千秋”四字来评价这两种不同风格的结尾。“我了解韩国的历史，他们因日本侵略而亡国达38年之久。他们的屈辱比中国人更深刻。在这种沦陷的状态下，他们无法反抗。”

“失语”——60年代末生人的精神气质

看过田沁鑫话剧的人，尤其是男性观众，往往对这个在戏中尽显张扬一面的女导演颇有微词。“男性观众对我的话剧不很认同。他们认为我在蔑视男人，因为我的剧中，女人确实比男人更勇敢，关键时刻男人比女人更习惯于嘀咕。”田沁鑫坦言，“但是我个人并不是女权主义者，而是对男性、女性都比较同情。熟悉我的人都认为我比较‘儒’。”由于对男女两性都不作本质化的理解，田导的戏有时又被认为不够“女人”。

上世纪60年代末出生的田沁鑫一直把“失语”看作是一代人的精神气质，影响着她的每一部戏。“失语的孩子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他们永远困惑。既逃避现实，又喜欢幻想。”田沁鑫说，“不知道想要什么，但是又心存幻想，两者之间的碰撞产生阵痛。至于我自己，我的灵魂总在不同的时间段之间游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