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周刊》记者 李斯特 文/图

　　按照王小帅一位朋友对他的印象，王小帅和他导演的电影有着形式上的分裂。这位朋友见到的王小帅满脸乐呵呵，喝二锅头吃肉，手指上的白金戒指以及手腕上的银链子晃得人眼晕，一个物质化的人，并不像一个有着社会边缘状态的第六代导演。这不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形象，更与他拍
的电影《冬春的日子》书卷气的男主角以及《极度寒冷》里灰暗沉默的行为艺术家格格不入。所以在见到王小帅之前，这两种印象一直在记者心底斗争，而眼前的王小帅却突破了上述两种印象，成为二者的有机融合：外在随意而内心沉静。他说如果没有随意的外在，他不可能坚持到现在；而如果没有沉静的内心，我们很难想象他能拍出那些使他获得卓著声誉的电影。

      作为中国独立电影导演的领军人物之一，和其他大多数“地下导演”一样，对公众来说，王小帅和他的电影还显得陌生，但是他们越来越为人们所熟识。他们的优秀使得他们的锋芒无法被遮掩。回首陈凯歌、张艺谋们的成名过程，王小帅和贾樟柯们与他们的前辈相比毫不逊色。

　　在北京某宾馆里，王小帅新片《我十九》的剧组正紧张有序地忙碌着。和贾樟柯的《世界》一样，《我十九》是王小帅获得导演执照后执导的第一部地上电影。白色的记事板上用红色的字体和惊叹号标记着剧组前往贵州开机的紧迫日期。在接受阳光卫视的采访后，王小帅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话题从《我十九》开始。

　　“它至少向某个层面，敞开了一道门”

　　记者：《我十九》何时开机？

　　王小帅：如果各个方面顺利的话，初步确定在十月底。

　　记者：公开资料显示，《我十九》讲述的是母女俩19岁的爱情故事，一个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到贵州插队时，一个在现代的上海，观众能从这个故事中获得怎样的观感？

　　王小帅：电影讲一个母亲的19岁和20多年后她自己女儿的19岁时两人各自的爱情故事。故事想要表达的是，一个人生命的成长本身是别人代替不了的，比如说每个人遇到的初恋，许多过来人比如说家长就会给孩子提出建议，想去引导。好多人接受到外来的教育的压力，但是他自己还是自己，自己的经历还是要靠自己。这个故事也讲述了生命成长的过程中，对这种情况应怎么处理，怎么去尊重。

　　记者：在以前的一个访谈上，你说“是17岁（指《十七岁的单车》）和19岁（指《我十九》）之间隔两岁，中间是18岁，意味着成年，我尊重一段成年的爱情”。

　　王小帅：不单是爱情本身，这段爱情比较典型。一个孩子经历初恋的时候，往往家长会遇到一个新的课题，这个时候怎么处理，怎么去对待？往往在具体环境下家长以为是对的方法，用它去改变一个人，想让一个人听一个过来人的话，却往往是不现实的，事实上也很难奏效。家长们自己成长的时候，当他18岁，他也不听家长的，他也要自己去体验，当他过来了，觉得有经验，要传达一下代，下一代也在成长，他也要自己体验。反正我也不知道是用什么方法，是尊重他，还是任他自由发展？管他也不对，不管他也不对，这是个复杂的事情。

　　记者：那《我十九》电影故事的结局是什么样的设定﹖

　　王小帅：没有一个明确的设定，但是通过电影慢慢的展示，观众会有自己的判断。

　　记者：获得了第一张拍摄许可证，你不同意“招安”这种说法，以前是在地下，现在浮出表面来了，你怎样看待个人的这种变化？

　　王小帅：所谓不同意“招安”，是因为大家没有一个彼岸和此岸的关系，大家都在共同为电影做事情，只不过在做电影的观念上有所区别而已。我觉得我们国家现在的发展更趋向于多元化，我相信物质的发展会与文化的发展相协调，如果有了协调的、多元化宽容的社会，不同的创作观念都可以走到一起来，是正常地走到一起，而不是什么“招安”。

　　记者：贾樟柯的观点和你类似，你们不愿意被“第六代”这样的称呼命名，这是出于什么样的想法？

　　王小帅：我觉得刚开始我们做片的时候，其实大家心志还不是很成熟，刚刚走出拍电影这一步的时候，出现“第六代”这么一种说法，对外界可能比较容易区别，但是对创作者本身，因为大家还年轻，都刚刚开始做片子，在那个时期来说，还并不确定自己的个性与风格，这是其一；其二我是觉得对整体、对集体的统一命名，是中国的一种传统的方法，因为我们过去强调集体主义，现在虽然也强调集体主义，但是现在这样这样多元化的社会，呈现百花齐放局面的时候，凸显个性的意义也显现出来。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做片的时候，我更倾向于凸显个性，而不是有一个统一的集体命名。

　　记者：王小帅的道路代表了中国大多数“地下导演”所走过的路：自筹资金拍第一步电影－获奖－获得资金－再创作。姑且称呼为“第六代”的导演们陆陆续续的开始浮出地面，获得了更多自由，你怎样评价这种整体的改变？其中透露出什么样的信息？

　　王小帅：如果我从好的方面去理解这种信息的话，就中国本身电影的环境来说，它至少向某个层面，敞开了一道门，它有了一种改善的愿望。

　　记者：这是从导演来说，从院线、电影局各方面呢？

　　王小帅：因为整体的中国电影报批形式的改革，国产电影在立项方面上除了一些特殊影片外不必再向电影局申报剧本，只需提供故事提纲。作为试点单位，上影、长影等部分制片厂的影片将试行由地方自主申请、自主审查；而民营公司则可以有单片单报的形式。整体来看，从我个人经验来说，这是一种进步，它确实在实施着改革方案。

　　“你所选择的道路需要时间去开拓”

　　记者：你1992年开始拍片，到今年初才走出地下的状态，你说再也找不出第二个这样的人。郭晓橹有篇文章写你，说王小帅最落魄的时候，连房子都租不起，成天背着个大床垫在街上溜达，边溜达边筹划拍《冬春的日子》，那是一种什么状态？

　　王小帅：当时比较单纯，也年轻，天不怕，地不怕，现在回过头想想，也挺有意思。那时候年轻，认为自己在靠自己的双手在创造，没有向国家伸手要一分钱，觉得很自豪，摄影机，胶片都很差，但是所有人都相信会成功。我们的摄制组很小，七八个人，每个人都坚定不移地做这件事情，从那个时候开始，通过这样一个小组，这样一个方式，人们慢慢建立一种信念，慢慢建立起一种走自己的路这种信念，这是很值得珍惜的。

　　记者：在这种艰难的日子中，在偶尔停顿下来的时候，会想到什么？有没有迷惘的时候？

　　王小帅：应该说在整个创作过程中，就是因为大家把迷惘抛在外面，把整个勇气拿出来，把信念拿出来了，所以这个片子也就坚持下来了。挫折很多，那些东西都是一些外在的，每个人的内心都充满了乐观，大家都兴高采烈，都相信我们在做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这个很重要。

　　记者：我看到你一段形容那个时候的文字，你说“后来拍完《冬春的日子》，要办护照的时候我回了厂里一次。我在屋里站了半天，结果走到窗口一扭头看到墙上那么俩大字，‘镇静’。就是保持镇静。我写的，我都忘了。一看这俩字我的眼泪就全出来了。那时候剧本通不过，折腾了五个剧本，听说这个戏要拍了，我写了那么厚的申请书，想当导演。从一个联合编剧、文学策划、文学编辑到导演，写那么多，最后不了了之。在当时那个状况，我写‘镇静’两个字支撑自己。” 那时候是不是特挣扎？

　　王小帅：当时的情况，我觉得挣扎的不是在日子有多苦，而是一种相对比较孤独的状态，我在北京学习了八年，那个时候我去拍电影，户口档案都调到福建，在那个年代来说，趋势都是留在北京，在这种趋势下逆水行舟跑到外地去，现在看来有一种幼稚的热情，特别理想主义。其实情况并不是那么简单，对我来说，确实是一种非常大的走投无路的感觉。自己没有退路了，北京也回不去了，放弃了自己学习了八年的城市，为了电影跑了出去，又遇到拍片不是很顺利的状态，那时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状态，最后还是相信自己，慢慢地使自己的情绪稳定，要稳定住，至少是没有被当时的情况压倒。

　　记者：《十七岁的单车》获得柏林电影节银熊奖，在国外有香槟美酒，但是国内没什么报道，你说回来喝了口凉茶，你怎样看待这种国际国内的鲜明对比？

　　王小帅：这可能是我一个人的经历，但是面对这种现状，我只能是笑，没办法。比方说中央电视台的转播颁奖时，把我们那段剪掉了，我看了以后怎么办呢，这不是个人所能左右的。其实不管是从竞技体育还是文化上，有这样一个平台能够凸显自己的品牌，都应该是一种荣耀。当我遇到这种事情时，如果从小我的角度考虑，你会很悲哀，但是你把小我放开，情况就会是这样，你做了你该做的，尽心去做了，剩下的也就很坦然。我觉得一切都需要时间，我从一开始，从拍完《冬春的日子》，始终跟自己，跟朋友也说，你所选择的道路需要时间去开拓，你要梦想着一夜成名，一夜暴富，是永远不存在的。单凭这一点，你就有走下去的动力。

　　记者：你坚持下来了，在艰难的日子中获得了巨大的声誉，但是也付出了本应是创作黄金时代的12岁年华，在这种不正常的状态下工作，似乎是许多导演的共同点，怎么评价那段日子？

　　王小帅：早在拍完《冬春的日子》，二十六、七岁的时候，有媒体来采访，那个时候我就说，我们可能不是那个在山顶上插红旗的那个人，我们可能是为整个路铺路的人，想清楚这点后，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至于坚持，因为诱惑非常多，你怎么去面对？我也不能说自己终于坚持下来的，未来还是一条很漫长的路，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所谓的坚持下来，完成了这件事。只不过很高兴看到自己环境在转变，虽然在大环境中没有获得一个独立的位置，毕竟，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我们电影的存在，包括媒体，包括电影的爱好者。

　　记者：还是郭晓橹，她说，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满脸乐呵呵，喝二锅头吃肉，完全不像一个导演，而且手指上新戴的白金戒指以及手腕上的银链子晃得人眼晕，整个人显得特别物质，更不像一个有着社会边缘状态的第六代导演，总之，跟知识分子不沾边。她想，小帅怎么这样啊？他拍的《冬春的日子》那么书卷气，那么纯净，他怎么着也应该像那部短片里的画家刘小东啊，要不然，也得像他拍的记录片风格的《极度寒冷》里头那个贾宏声演的行为艺术家，灰暗沉默，寻死觅活的，可惜，小帅的样子跟这些不搭调。人是人，电影是电影，很分裂。你觉得自己是怎样一个人？

　　王小帅：我是一个对外在的事物特别不在意的人，穿什么，吃什么，非常不在意，我没有对自己外在生活条件的追求，要什么样的生活环境，要达到什么样的成就等，这些都没有，对我来说，什么都行，比较随意，郭晓橹非常有幸地看到那个情节。这么多年，如果真的是要严肃到某种程度，可能也坚持不到现在。对生活的概念看得比较低，吃肉也好，喝点小酒也好，都是组成生活乐趣的部分，你不要把它失去。三年不能拍片，一部片子反复修改拍到三四年，这种情况经常出现，如果说你没有一个达观的心态去看待这个问的话，那你会很累。

　　“拍电影的人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记者：《十七岁的单车车》更名为《自行车》，消息说今年有望公映，放映计划是怎样的？

　　王小帅：现在这个片子又经过了一次小的调整，确实有望公映，但是完成和通过，和面向市场的推广是两个环节，往市场走的环节是下一步要解决的问题。现在还没有确定的公映计划。

　　记者：你曾经说过，你的电影除了《十七岁的单车》之外，其它的都不太适合公映。而像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城市，有很大的艺术电影市场，在这些城市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像法国那样，建立一种艺术院线？

　　王小帅：我完全相信这个市场的存在，虽然不算是很广泛，但至少是一个很可观的市场，这是肯定的。但是并不仅仅是建立一个艺术院线这样简单。它首先不是没有钱，也不缺乏热爱电影艺术的人，也不缺乏制作这个电影的创作人，更不缺乏关心和了解喜欢电影的观众，我想这是一个整体配合，牵涉到国家对此的观念、态度问题，比如国外影片的进出口问题，国外影片进出口是有指标的，现在我们完全倾向于引进好莱坞的大片、商业片，这实质上是只允许好莱坞进入我们的市场占据主流院线，而如果艺术院线起来的话，首先需要解决的是片源的问题，必须要有片源的提供者，除了中国自己的文艺片片源，一定更需要进口国外的在各个电影节获奖、产生广泛影响的优秀的文艺片，要不然，没有片源，这种院线光呼吁它建立还是没有用的。

　　记者：就票房问题来说，《英雄》和《十面埋伏》并不具有代表性，冯小刚电影的票房大致可以代表中国电影的票房，但他的电影过于单一。你还没有过票房经验，对《自行车》以及贾樟柯即将于11月公映《世界》的票房怎么看？

　　王小帅：我觉得我们的电影现在面对票房的话，还处在一个非常不稳定的状态，它的整个的所谓的计算公式也并没有成为一种固定的模式，大家对我们的电影票房可以有期待，但是我觉得需要时间去培养。

　　记者：在你们这些导演中，路学长的《卡拉是条狗》在票房和影评上都取得了好成绩。

　　王小帅：首先他的电影拍得很好，他非常认真地去制作，一个电影最终检验它的还是电影本身制作的好不好，制作的不好，一时能风光却不会长久立足。《卡拉是条狗》首先是一个好的片子，然后它自然地反映在市场上也不错，这是个可喜的现象，说明老百姓还是会接受这种认真、踏踏实实反映老百姓的电影。

　　记者：无论张艺谋和冯小刚，好的票房的电影似乎有这样一种共性，即他们的演员大多是为公众知悉的明星，而你们的电影在演员上也有一种共性：用适合电影拍摄的演员而不用明星，这会不会对票房有所影响？

　　王小帅：这是我们长期接受的模式，明星加入对普通的老百姓来说，会有一定的吸引力，再加上片子拍的优秀，票房自然会很好，像张艺谋，他本身就是一个明星，再加上动用大明星，明星和明星的组合，就会有一定的票房。

　　还有港台片等，都是受到这种好莱坞制片模式的影响，但也不是非得这样，对于未来我们也可以期待。在欧洲，有时候导演本身的电影风格就是一种号召力，比如伍迪·艾伦本身就是一个招牌，他的电影可能没有大明星，但是很多观众是因为看他的电影才去的。中国也可以平衡发展，多元化，培养导演个人的风格。好的导演也会有好的票房号召力，虽然它不是大众化的，明星式的和商业性的。这里又提到艺术院线，要开发这种局部的目标观众群体，就需要导演的号召力。

　　记者：你怎样看待张艺谋导演最近几年的电影以及他的变化？

　　王小帅：这个我说过很多，不想多说什么了，他制作电影的时间很长，他的成就有目共睹，他完全有他的权力去做一些尝试。

　　记者：你拍电影的第一目的是什么？

　　王小帅：其实拍电影的人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有的时候，人心里会积攒很多东西，要通过电影讲出去，如果这个故事讲不出去，会有另外一个故事，它总要讲给听众听，故事是靠讲述，电影其实就是把你所想到的，听到的东西，通过电影形式讲给别人听的过程。当导演最大的愿望就是要把故事讲出来，没到好讲的时候，电影就没有了。

　　记者：除了《我十九》外，下一步有什么计划？

　　王小帅：我计划性很差，目前就是先拍这个电影，估计全做完，要到明年三、四月份。

　　(本文根据录音整理，未经当事人审定。)

　　1966年1月1日生于上海，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85级。主要作品：《冬春的日子》1994年获希腊塞索斯尼克国际电影节金亚力山大奖，1995年入选英国BBC评选的电影史上100部代表作；1996年《极度寒冷》；1998年《扁担·姑娘》参映法国戛纳电影节，角逐金棕榈大奖；2000年拍摄的《十七岁的单车》获得次年第51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