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处投递的起诉状

                        ——析读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

表面上看，《第二十二条军规》是一部反战小说，其主题也不难把握：不成文的第二十二条军规的圈套以及在这一圈套制约下个体生命无法摆脱的存在的荒谬感。

这个圈套是小说的主人公、上尉飞行员尤索林首先发现的，它规定：在战争中只有神经错乱的疯子才能获准停止飞行，而如果你提出这样的请求，那就证明你没疯，因此你就必须执行飞行任务。如果你遵命，那就说明你真疯了；如果你不去，那你就没有疯，就还得去执行飞行任务……如此循环往复，周而复始。

这个圈套的强制性在于：在面临真正的、迫在眉睫的危险时，你不能对自身的安全表示关注——这就使得一切想逃避战争的尤索林们被一条无形的绳索捆缚在战争上，除了送死之外别无选择。尤索林意识到了这一点，却又无计可施。后来，他发现同样的圈套又出现在他的爱情之中：“因为我疯了，所以你不会娶我；而什么时候我真想嫁给你，你又会说我疯了。”

其实，这不止是一个圈套，更是一个存在的悖论。它不限于战争与爱情，无影无形而又无处不在。它揭示了这样一个荒诞的情境：尽管人们喜欢自由的幻象，但越是追求自由，就越是丧失自由，不断为新的圈套所束缚——就象孙悟空头上的金箍，头有多大，金箍就有多大；头有多小，金箍就有多小，可就是无法摘下去——因为单一的精神个体势必屈服于人类的整体秩序。

对尤索林来说，发现这个圈套是容易的，要摆脱它却只能笑料叠出，引发“黑色幽默”的效果。姑举数例：尤索林为逃避第二十二条军规的圈套躲进医院，竟发现病房中的伤兵只是个通体绷带的石膏人；对死亡的恐惧使他认为周围总有人要杀他，于是只好拿着枪倒退着走路，活象一个身处埋伏之中，摇旗呐喊，然而却不知对手是谁的伤兵；他的战友奈特雷死后，和他相爱的妓女发了疯，整天拿着一把片刀追杀尤索林，有时竟乔装成士兵守株待兔，吓得尤索林惶惶不可终日……这些极度夸张的笑料里有着极深刻的内涵，使人在发笑之中隐隐有一种拂之不去的残酷感。正如雷奈德·奥而德曼所说的，“黑色幽默是一种把痛苦与欢笑、荒谬的事实和平静得不相称的反应、残忍和柔情并列在一起的喜剧”，“作家对荒诞处境中的人，对意外事件、倒行逆施和残忍的暴行，能够象丑角一样一耸肩膀，一笑置之”。

但这一笑绝非轻松，亦非无奈，而是包藏着不易察觉的愤怒，这种愤怒诉诸作品便是反讽和冷嘲。《第二十二条军规》以刻薄的戏谑揭去了战争的遮羞布，战争的道义包装——神圣的爱国主义和一切打着补丁的律条——最显著的例子就是逃跑的尤索林光着屁股接受勋章。在这块遮羞布的背后，是一个喧嚣、粗野、紊乱的世界：政客和将军们为了各自的声名倾轧暗算，奸商和妓院老板们利用战争大发横财，活着的石膏人——前线官兵们的酗酒狎妓、醉生梦死，如此种种的一切构成了一幅动乱世界的百丑图。就是这幅图中唯一的一线诗意的亮光也被作者借尤索林的嘴涂抹得一塌糊涂：出身高贵、为人正派的奈特雷对妓女的感化只是出于战争给他带来的末日感，因此他对她的爱只有征服与自私，毫无平等与神圣可言。

与传统的写实主义小说不同，《第二十二条军规》既无首尾一贯的完整情节，又乏细致入微的人物刻画，但它却成功地揭示出一个活生生的立体世界。这个世界分为三重，一重是战争的受益者，即政客、将军和野心家们的世界；一重是战争的受害者，默然忍受战争苦难的作战官兵的世界。他们的醉生梦死其实只是麻醉灵魂、麻醉存在意识的一种手段。他们身处荒诞情境之中而不自觉，只是因为他们已经象尤索林在病房中看到的石膏人一样，已经被物化为一种无知觉的战争动物了。

第三重便是有着清醒的存在意识、对个人生命比较关注的尤索林和奥尔的世界。奥尔和尤索林一样拒绝战争，但他有心机，有耐性，深藏不露，终于一逃成功。和他相比，尤索林则象是思想大于行动的哈姆雷特，或者说象个丑角哲学家。不过作者正是通过他的视角来表明对战争这个万恶之源的看法的：是尤索林发现了第二十二条军规的潜规则并为摆脱它进行了一系列的抗争，使我们通过这个“疯子”的举动看到了一个真正癫狂的世界。除奥尔之外，尤索林是这所战争疯人院里唯一清醒的人，他还能意识到自己随时可能都有被逼疯——即毫无意识地送命的危险，其余的人已经疯狂到意识不到疯狂的地步了。

如果仅仅把《第二十二条军规》当成一部反战小说来读，它也要比那些仅仅描写战争是如何残酷这样的以肤浅的人道主义为主题的小说高明得多，更不用说那些津津乐道于讴歌杀戮英雄的战争小说了。它没有正面描写战争，而是着力刻画人对战争的反应——人脑中没有硝烟的战争，这种战争比起血肉横飞的场面，其酷烈程度不遑多让，深刻程度却有过之而无不及。战争对人的摧残不仅在于夺去人的生命或给人造成生理和心理的创伤，更在于使人脱离本位，丧失生命的意义——这比夺去生命还要糟糕，它会使人变成行尸走肉、变成石膏人、变成一具无骨无血的空壳、变成一台疯狂的杀戮机器——变成什么都可能，就是还原为朴素的生命体不可能了。

当然，这只是对《第二十二条军规》表层叙述的把握，它不是一部纯粹的反战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的圈套也不仅局限于战争之中，只不过战争这一尖锐、极端的情境使其更加明朗罢了。

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对于故事的时间、地点这样的必要背景，作者是有意含糊的。这似乎是现代主义小说的一个共性：背景越模糊，读者的注意力就越向故事的内在寓意集中，同时，故事的寓意和象征也就愈趋多元。如果我们把小说中的战争背景也视为一种象征，那么第二十二条军规这一圈套的外延就扩大了，其内涵也就更具有普遍意义——至少，它就不仅是一部反战小说而是反统治秩序的小说了。倘若接受这一并不牵强的引申，就会得出下面的结论：《第二十二条军规》是人在悖论的夹缝中痛苦挣扎的记录，是个体生命对于人类整体精神秩序的起诉状，但这份起诉状是无法投递的，即便送到上帝面前，同样的二律背反也会使他老人家目瞪口呆。

如果非要从鸡蛋里挑些骨头，《第二十二条军规》也不是无懈可击。从手法上说，它的不足之处在于叙述上的过于琐碎和缺乏可以捕捉的内在逻辑——打乱时空顺序的现代小说并非都是羚羊挂角，无迹可循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小说的艺术性；从内容上说，它体现的道德破坏力量颇为强大，往往玉石俱焚，未免太过盲目。但瑕不掩瑜，这不黑色幽默的代表作由于手法的创新、视角的独特和对美国文学幽默传统的揄扬，已成为文学史上的经典名著之一。尽管黑色幽默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已经式微，但它的影响却日益深远。姑以中国为例吧，多年前竟出现一部名为《第二十二条商规》的书，作者连美国只有二十一条军规都不知道，就敢剽窃这一特指潜规则的名目，固然可发一噱，但本书的知名度亦可见一斑。大洋彼岸的海勒有知，欣慰之下，定当浮一大白。